IPO悬疑：信通电子疑点重重，信披、财务、供应商问题待解

信通电子IPO之路：一波三折，疑云重重

姗姗来迟的注册：过会一年后的等待，是机遇还是风险？

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通电子”）提交深交所主板注册，这本该是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然而，细究之下，却发现这“临门一脚”似乎踢得有些迟缓，甚至暗藏玄机。早在2023年3月2日，信通电子便提交了首发申请，并顺利获得受理。2024年2月2日，更是成功过会。但令人费解的是，在过会整整一年之后，才姗姗来迟地提交注册。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：这一年时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IPO之路本就充满挑战，信通电子的这段经历，更是显得格外曲折。一种合理的推测是，在过会后的这一年里，公司可能面临着来自监管层更为严格的审查，或者公司自身经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导致注册进程被延缓。毕竟，监管部门对于拟上市企业的审核，绝非走过场。任何潜在的风险和问题，都有可能成为IPO路上的绊脚石。提交注册，意味着公司需要满足更为严苛的信披要求，并接受市场的严格审视。对于信通电子而言，过会一年后才注册，或许意味着监管层对其持续经营能力、财务状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疑虑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公司在等待更有利的市场时机。股市的波动，政策的变化，都可能影响到新股的发行价格和市场表现。信通电子选择在一年后提交注册，或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。然而，等待也意味着风险。市场环境瞬息万变，一年前的机遇，或许已经变成了今天的挑战。对于信通电子而言，这一年的等待，究竟是机遇还是风险，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。

招股书背后的“非常规”操作：疫情期间逆势增长的招待费，究竟为谁买单？

国有单位“大客户”光环下的灰色地带：必要支出还是利益输送？

信通电子招股书显示，其销售费用中的业务招待费，在2020年至2022年期间呈现出逆势增长的态势。餐饮费从2020年的725.24万元，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1010.28万元，礼品费也水涨船高。要知道，这三年恰恰是全国上下严防严控新冠疫情的关键时期，减少聚集性活动、避免不必要的聚餐，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导向。那么，信通电子为何会选择在这段特殊时期，大幅增加业务招待费和礼品费的支出？这笔钱，究竟花在了哪里？又为谁买单？

招股书解释称，这些费用主要用于客户关系维护和拓展业务。而信通电子的主要客户，恰恰是国家电网、南方电网以及中国联通、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等大型国有企业。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：在与这些“财大气粗”的国有单位打交道时，信通电子是否需要通过一些“非常规”的手段来维护关系、争取订单？业务招待费的增长，是否意味着存在潜在的利益输送？

当然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业务招待费的增长，直接等同于腐败或者不正当竞争。在商业活动中，适当的招待和礼品往来，确实是维系客户关系的一种方式。但是，在疫情期间，大规模的聚餐和送礼行为，显然与当时社会提倡的节俭、高效的作风格格不入。更重要的是，面对国有单位这样特殊的客户群体，企业更应该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避免任何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的行为。信通电子需要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，证明其业务招待费的增长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，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商业伦理。

信息披露的“罗生门”：信通电子招股书的真实性几何？

总工程师履历的“时空错乱”：是笔误还是有意隐瞒？

招股书本应是企业向投资者呈现自身情况的一份真实、完整的文件。然而，信通电子的招股书却暴露出诸多信息披露不一致的问题，令人对其信息的真实性产生质疑。首当其冲的，便是公司董事、总工程师蔡富东先生的任职履历。招股书显示，蔡富东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9月任青岛森特尔软件有限公司项目经理，随后于2003年10月加入信通有限，历任研发工程师、研发中心经理、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等职。但蹊跷的是，在信通电子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，蔡富东的履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：2002年12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，2003年任职于青岛森特尔软件有限公司，2004年才加入信通电子。

同一个人的履历，在不同的文件中却出现“时空错乱”，这究竟是简单的笔误，还是有意隐瞒某些信息？如果只是笔误，为何在如此重要的招股书中会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？如果存在隐瞒，那么信通电子试图掩盖的又是什么？蔡富东的履历差异，或许只是冰山一角，折射出的是信通电子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。

财务负责人身份的“乾坤大挪移”：内部管理混乱还是另有隐情？

如果说总工程师的履历问题尚可解释为“笔误”，那么财务负责人的身份迷雾，则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。招股书明确指出，宋岩自2017年7月开始担任公司的财务总监职务。然而，淄博税务局官网2022年1月14日的一篇报道却显示，信通电子股东冀刚卫以信通电子财务负责人身份接受了相关采访。这让人不禁要问：信通电子的财务负责人，究竟是谁？是宋岩，还是冀刚卫？

出现这种情况，要么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，财务高管岗位职责不清；要么是另有隐情，有人在刻意隐瞒真实的财务负责人身份。无论是哪种情况，都足以让人对信通电子的内部控制产生担忧。一个连财务负责人都搞不清楚的公司，如何保证财务数据的真实可靠？

员工人数与社保缴纳的“对不上账”：偷梁换柱还是暗藏玄机？

除了高管履历和身份问题，信通电子在员工人数和社保缴纳方面，也存在着令人费解的矛盾。招股书显示，2020年至2022年，信通电子的员工人数分别为510人、584人、691人，同期缴纳社会保险人数分别为496人、579人、686人。看起来，社保缴纳比例基本符合要求。然而，仔细比对公司工商年报数据却发现，2020年至2022年，信通电子缴纳社会保险人数（以最多的工伤保险为例）分别为489人、554人、624人，与招股书披露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。

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在信通电子建设项目环境报告表中，截至2020年11月，公司在职员工人数竟然只有290人，与招股书披露的510人相差甚远。员工人数和社保缴纳人数前后不一致，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？是偷梁换柱，少缴社保？还是虚报员工人数，粉饰业绩？这些疑问，都需要信通电子给出合理的解释。信息披露的真实性，是企业上市的生命线。如果连最基本的信息都无法保证真实可靠，那么投资者又如何相信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？

盈利能力的“注水”嫌疑：政府补助撑起的业绩，能持续多久？

过度依赖政策红利：企业自身造血能力堪忧？

招股书显示，2020-2022年，信通电子的营业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，分别为4.65亿元、6.15亿元和7.8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也随之增长，分别为7640.43万元、1.06亿元和1.16亿元。表面上看，信通电子的业绩表现不错，但如果深入分析其盈利构成，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“水分”。

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，信通电子在报告期内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。2020-2022年，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分别为2209.89万元、3248.93万元、1635.20万元。将这些补助金额与同期净利润进行对比，可以发现，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占净利润的比例分别高达19%、30%和21%。这意味着，信通电子的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“输血”。

过度依赖政府补助，无疑会削弱企业的自身造血能力。一旦政府政策发生变化，或者补助金额减少，信通电子的盈利能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。一个真正优秀的企业，应该依靠自身的技术创新、市场开拓和精细化管理，来创造可持续的盈利能力。如果仅仅依靠政策红利来维持业绩，那么这样的企业，即使成功上市，也难以获得投资者的长期信任。

供应商的“小马拉大车”：交易真实性面临拷问

社保人数骤降的供应商：如何支撑百万级安装服务？

在商业交易中，供应商的实力往往是衡量合作可靠性的重要指标。然而，信通电子的主要供应商之一——淄博鼎盛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鼎盛技术”），却呈现出一种“小马拉大车”的怪异景象。鼎盛技术主要为信通电子提供安装服务，在2022年至2024年，双方的交易金额分别为224.05万元、432.13万元、322.99万元。对于一家提供安装服务的公司而言，人力资源无疑是最重要的资产。然而，鼎盛技术的社保缴纳人数却少得可怜。年报显示，2022年该公司缴纳社保的员工人数仅为9人，而2023年和2024年更是骤降至2人。区区几个人，如何支撑起每年数百万的安装服务？

这样的社保缴纳人数，很难让人相信鼎盛技术具备承担如此大规模安装服务的能力。我们不禁要问：鼎盛技术是否将部分安装业务外包给了其他公司或者个人？信通电子与鼎盛技术之间的交易，是否真实可靠？是否存在虚构交易，或者通过鼎盛技术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？供应商的异常情况，往往是企业财务造假的突破口。信通电子需要对与鼎盛技术的交易进行更为详细的披露，以消除投资者的疑虑。